学人专访｜包刚升：以经验视角找寻民主背后的逻辑
本期嘉宾·包刚升
包刚升，政治学者，浙江海宁人，2012年获北京大学博士学位，现执教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曾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从事访问研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政治研究》编委、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等。目前主要致力于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与民主转型等方面的研究，已在《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探索与争鸣》、《复旦政治学评论》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作品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政治学通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被误解的民主》（法律出版社2016年）、《民主的逻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等，其中《民主崩溃的政治学》获评“《新京报》2014年年度社科书”及“《纽约时报》2014年19本中文好书”，《政治学通识》获评“《南方都市报》编辑部评选之2015年度十大好书”，《民主的逻辑》获评“腾讯2018年月度华文好书”。
作为政治学研究中绕不过去的核心概念，民主既古老又年轻，既备受赞誉又饱经争议，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常谈常新的经典议题。而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当下，民主似乎又在全球范围内迎来了它的“艰难时世”。如何拨开重重迷雾去真正认识民主？如何从不同层面去理解民主？如何做好关于民主政治的经验研究？如何理性看待“西式民主衰落论”？本期政治学人专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包刚升老师，希望能从不同视角探讨民主政治并梳理其脉络，为广大青年学者和学生提供借鉴与启发。
我对民主的关注由来已久。这也是近代中国以来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议题。很多学者研究民主，经常会提到一个70多年前的故事。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在延安请教毛泽东，他说，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怎么才能跳出这个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到了1979年，那时文革结束不久，当时的领导人邓小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其实，背后的道理也是差不多的。
从政治学的专业知识来说，对任何一个社会，政治都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要解决。第一是有效国家的问题，即他们得拥有或构建一个有效能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起码能够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第二是约束国家的问题，即这个国家同时必须是受到约束的，而不是说国家权力是完全不受制约的。所以，一方面是有效国家，另一方面是受制约的国家，两者的结合才能让一个社会走向善治与长治久安。那么，如何约束国家或者如何约束国家权力呢？民主就是一个基本的办法。当然，除了民主，法治与分权制衡也是蛮重要的办法。因此，在政治领域，民主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至于你说到的目前关于民主这类议题的研究有越来越少的趋势，这个现象可能是存在的，但我并没有学术统计数据支持这种看法，只能说感觉上是这样的。为什么呢？简单地说，学术研究，不光是学者群体的个人兴趣问题，它还会受到一整套社会激励结构的影响。比如，这个社会在公共政策层面是不是鼓励这样的研究？国家科研经费的投放是不是鼓励这样的研究？还有学术发表系统是不是鼓励这样的研究？所有这些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者群体的选择。一些问题突然兴起成为热门议题，往往就是各种政策鼓励的结果。反过来，一些研究议题衰落了，可能道理也差不多。
但无论怎样，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很多重要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民主，就是这样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
包刚升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国内政治学界喜欢把民主作为一个哲学问题、一个观念问题来处理。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民主同时还是一个转型问题、一个经验问题。关于这个观点，我曾经写过一组长篇评论，题目叫做《被误解的民主》。
所谓民主是一个观念问题或哲学问题，简单地说，可以归纳为“民主好不好”这样的规范性问题。有人更强调民主的优点，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有人对民主顾虑比较多，民主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民主未必是个好东西。但这种思路，主要就是在“民主好不好”这个层面上探讨问题。
而我所关注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实际启动民主转型之后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民主转型未必会成功。有的国家，即便是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有可能还会面临民主崩溃或民主失败的风险。这些问题，至少跟民主好不好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只有回答了民主为什么会成功，或者说民主为什么会失败，我们才能在经验世界中讨论民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而思考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问题有两个基本路径。第一个路径就是研究民主转型为什么能成功，这是一个正向的路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反向的路径，就是研究民主转型或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崩溃？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就好比商学院研究企业问题有两种学问，一种是研究企业如何能成功，另一种是研究企业为什么会失败。这个道理其实很相似。当然，你研究企业的失败，目的不是为了让企业失败，而是为了让企业成功。
研究民主失败或民主崩溃，大概的理论意义也在于此。在实践上，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不能降低民主失败或者民主崩溃的风险，那么它就谈不上如何能够实现成功的民主转型。因此，你可以看出来，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包刚升
我自己吹牛，把《民主的逻辑》称为“国内第一部经验视角的民主通识”。我这里说第一部可能会有争议，但我想了一下，国内好像过去没有一部从经验视角、基于各个主要维度、全面论述民主问题的作品。这部书其实最初是六场演讲的讲稿，演讲的主题就是如何从经验角度理解民主。
那么，我为什么会从经验视角来写这样一部书呢？这其实还是跟个人的知识史有关。我上大学，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民主也是大学校园里的热门话题。但当时讨论民主，主要还是一个观念问题。当时甚至流行一个顺口溜，叫做“民主好，自由好，人家有，我也要”。民主和自由，当然都是好东西，而且已经成为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
但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放眼观察整个世界，就会发现，在不少国家，民主这个理论上的好东西要成为事实上的好东西，并不是很容易。比如，拿泰国来说，过去20多年间，泰国经常搞选举，但选举之后往往是败选一方鼓动数万民众上街，然后首都的政治秩序就趋于瘫痪，怎么办？军人就出来干政，搞军事政变。这样，泰国的民主就被搞垮了。比如，委内瑞拉这个拉丁美洲国家，过去是一个民主国家，后来查韦斯领导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崛起，然后政治生活慢慢威权化了。如今的委内瑞拉则陷入了民主衰退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困境。再比如，俄罗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它会转向一个西方式自由民主政体，从此走上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康庄大道。但实际上，目前俄罗斯所处的转型阶段，并不是这样一条道路，充其量只能被称之为“两不像政体”。
你会发现，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从经验视角来理解民主，要比从单纯的观念视角来理解民主，要复杂得多。民主好不好固然重要，但是对这些国家来说，更重要的是，民主是如何成为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从经验视角来理解民主。
如果要说《民主的逻辑》这本书有什么价值，我想可能主要在于三个方面。第一，我试图在中文学界从经验上把民主和民主化这回事说清楚。第二，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尝试，对大学的同学们以及所有对民主问题感兴趣的朋友们来说，他们可以把这部书作为理解民主问题的一个起点。第三，我写这本书时也比较注意，把一些重要的经典理论在里头做了梳理和介绍，就可以为那些有兴趣进一步做研究的同学和人士提供一个知识地图。比如，你看了这部书，大概就可以知道很多重大问题上有很多重要的争论，以及这些争论包括哪些文献。这样，它就提供了一幅民主研究的学术地图。我想，恐怕这就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包刚升
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所以，你不能说我只能用某种学科的知识去理解和解释一个社会现象。这样就容易形成学者的自我设限。解释问题才是根本，而任何学科的具体知识只不过是一个理解问题的工具箱中的工具而已。
我本科是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读的书，所以我就有一定经济学的背景。我现在也感觉到，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拥有一定的经济学背景是一个优势。比如，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和政治之间是如何互动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很多经典理论都涉及到经济和政治之间的互动。民主化研究中有一个著名的现代化理论，是说经济越发达的国家，越可能实现民主化。你看，这个理论中的自变量就是经济变量，因变量是政治变量，这也是经济与政治互动的视角。
我现在正在做一项研究，跟宪法设计和政治制度有关，主要研究的是：对新兴民主国家来说，它们采用不同的宪法设计与制度安排会不会对它们的转型结果产生影响？做这样一项研究，一个学者其实最好具有宪法学的背景。如果有宪法学的学科知识，你就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对于理解今天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来说，我觉得像人口学、族群社会学与宗教学等知识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我们在理解今天西方社会内部所发生的新变化方面就会产生一些困难。所以，这种多学科视角对学者来说是有益的。
但是，每个人能学习和掌握的知识都是有限的。我有两个主张。第一，我觉得，对于还在读书的同学们来说，你们是不是可以尽可能地多涉猎一些学科，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对于未来想研究政治学的人来说，经济学、法学、历史等学科的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想研读政治哲学或思想史，哲学的背景也非常重要的。所以，对还在学习的同学们来说，我的主张是要尽可能博学一点。
第二，有很多人如今已经是职业学者了，而且可能年龄也不小了，我建议这样的朋友们还是多发挥自己的长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有优势的地方去跟别人竞争，用自己的劣势去竞争、或者试图把自己的劣势补足再去竞争，往往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对于学者们来说，重点不应该是再去拓展新的知识领域，而在于应该发挥自己已有背景知识的长处。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至于你关心的如何才能做好政治学的经验研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从三个层面来做一个简单回应。第一个层面，是所谓“术”的问题，这里关键的是要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首先要掌握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范式，一篇研究型的学术论文或一部研究型的学术专著，其固定格式其实是差不多的，包括研究问题、文献综述、理论假说、因果机制与分析框架、经验证据、研究结论这几个部分。只要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应该是这样的套路或者格式。在掌握这个基本范式的基础上，在经验证据的处理上，还有两种路径的分野：一种是质性研究的路径，一种是量化研究的路径。我个人觉得，对于这个时代的年轻的同学们来说，如果你打算从事政治学研究，那你就应该既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范式，又掌握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的技术方法。否则，你未来就会跟不上。
第二个层面，所谓“道”的问题。我把学术研究的道视为一种建构理论的能力。当然，这种能力不是凭空而来的。一般来说，一个人要想掌握一种建构理论的能力，他首先得去掌握很多前人已经有的理论。你得去读很多重要的传统经典，政治思想史上大概有10多部必读经典，是我们每个学习和研究政治学的人绕不过去的，这构成了我们理解政治的一个大背景。另外，你还得去读很多的当代经典，这里既包括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代表性学术专著，又包括今天在一流中英文学术刊物上的前沿论文。我想，提升自己建构理论的能力，并没有什么捷径，阅读、理解、把握前人的各种理论，慢慢地在其中熏陶，然后才能提升自己的理论能力。这种笨办法，往往就是最有用的办法。
所以，好的政治学经验研究，往往是术与道的结合。一项好的政治学经验研究作品，无论是一部专著，还是一篇论文，它既应该做到在社会科学方法上是比较可靠和可信的，又应该做到是提出了有见地、有创新、有洞察力的理论。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理论与方法的结合。
但只有这两个方面，我觉得还不够。第三个层面，我把它称之为“神”。这个“神”，是精气神的神，是全神贯注的神。我发现，一个人要想做好的社会科学研究，几乎无一例外，这样的学者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全神贯注或长期专注于某一个领域。这样一个领域，可能是一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也可能是误打误撞地闯入了某个领域。但是，无论怎样，你只有把足够多的时间和精力拿出来，长期关注这个领域，你才有可能在这个领域达到真正的专家级水准，才能在重大或前沿的问题上作出精深的研究，才能走在大部分同行的前列。而一个人能够长期专注于某一个领域，往往背后是这样一种精神——他对某个问题有深切的关怀、有持久的激情、有长期的承诺。
退一步说，关于讨论“如何做好的政治学经验研究”这个问题，我总觉得自己还不是很够资格，这个问题应该留给那些更资深的前辈学者来回答。如今，微信上有太多资讯是告诉别人如何做研究的。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倒不如先把自己的研究做好。当然，真正要把研究做好，而不是做到尚可的程度，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这方面，我们仍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包刚升
十月中旬的周末，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世界政治研究》杂志主办的“世界政治前沿对话”。我在论坛上说，其实民主始终处在某种不均衡的状态，甚至是时常处在危机之中。民主政体跟威权政体相比，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社会力量与社会变迁可以快速地投射到政治场域。所以，当这个社会发生变化以后，政治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持续不断的变化，就是民主政治时常表现出来的不均衡性。我们经常看到民主似乎是乱糟糟的，根本不可能达到一种所谓的永久和谐状态，这其实是民主本身的特质所决定的。
那么，今天的西方政治又面临哪些不均衡状态呢？主要是三大问题，我在最近的演讲和论文中把它称为“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第一个是全球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失衡，包括就业机会流失、贸易不平衡问题等。第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西方社会内部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兴起，而这给它们的整套政治系统制造了很多新的压力。第三个是国际空间层面的问题，也就是冷战结束以后至今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异质性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大国的崛起，在不少西方人看来构成了对他们的挑战。
面临这些问题，西方国家该怎么办呢？我想，他们这套制度确实面对着不小的压力，而且他们需要作出某种调整，但是，我们不要低估西方国家应对挑战和进行调整的能力。按照历史学家汤因比的说法，很多文明就是在挑战和应战的互动过程中完成自身演化的。
我最近的一次学术演讲总结了西方民主政体历史上的三次大转型，这三次大转型都是跟它们面临的那些当时看上去似乎不太能够解决的重大挑战有关的，这三个挑战主要是阶级政治、经济危机和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但到了后来，它们发现，经过制度调适与能力改善，慢慢地就能适应和应对这些重大挑战了，而它们的制度模式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进化。
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西方国家民主政体的韧性。如果低估，我们就会发生很多误判。我记得清华大学刘瑜老师有篇文章讨论过“民主韧性”的问题，这大概也算对“威权韧性”这个最近流行的概念的回应。
当然，退一步说，西方民主政体目前有没有可能会面临某种它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我认为，目前它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西方社会内部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兴起给它们这套自由民主政体带来的挑战。我最近在《政治学研究》上有一篇论文，题目就叫做《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对这个议题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和剖析。总的来说，我觉得，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压力，但欧洲国家的压力似乎要更大一些。它们未来能否处理得好，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要低估了西方国家的制度韧性与进化能力。
我再顺便说一句，我们在跟西方国家有关的问题上容易陷入两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我们特别容易把西方国家自身的反思简单当成西方面临的问题本身。实际上，你会发现，西方人一直在不停地反思。比如，100年前的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就写过一部书，名叫《西方的没落》。听他的这个论调，似乎西方100年前就不行了。美国上一拨比较大的自我反思是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学者写了《日本第一》这样的书。什么意思呢？当时日本的制造业正在替代美国的制造业，当时美国后来引以为傲的新经济又还没有兴起，所以，有的美国人就整天在反思，美国是不是不行了？但后来，美国新经济出现了，以计算机、移动通讯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革命发生了，而日本反而面对的是所谓“失去的十年”或“失去的二十年”。所以，西方的这套政治与知识生态，本身就包括知识界与媒体不断反思、不断自我批判的传统。不要因为他们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反而引发了我们对西方世界的误判。要知道，真正有自信的人都是勇于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
第二个误区是，我在最近的会议上也提到，其实国内对美国的判断有两种自相矛盾的论调。有的媒体，一方面说美国过去的做法遇到了各种问题，甚至说美国衰落了，美国不行了；但另一方面，当特朗普总统做各种新的调整、采取很多新的做法时，他们又说特朗普不应该改变美国过去的政策。这就是一个悖论。既然他们过去的做法不行了，难道他们不应该改变吗？至于如何改变，在策略上当然是可以讨论的。
所以，当我们判断这些事情时，我们需要多借助两个视角：一是历史的视角，二是逻辑的视角。只有既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又经得起逻辑的检验，我们的观点才能站得住脚。
包刚升
首先要感谢同学们的支持，也要感谢“政治学人公号”的支持。我在复旦大学目前主要开设《政治学原理》、《比较政治制度》、《民主与民主转型》等课程。同时，我还经常给同学们开设“如何做社会科学研究”这类的专题讲座。
至于你问到的，作为政治学的学生应该在专业课上培养哪些思维？这个其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三种思维是最重要的。
第一种思维是多元思维，换一种说法也可以叫做批判性思维。它其实就是要求一个学生学会不盲从、不迷信，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多元思考。同一个事情、同一个议题，他应该能够进行正方与反方这种辩驳式的思考，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
过去，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著名的话，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用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或者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提醒一下，康德所说的这个理性或理智，不是别人的理性或理智，而是你自己的理性，你自己的理智。
所以，我们需要养成这样一种思考能力——每遇到一个问题，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相信某种所谓主流的观点，某种所谓权威的观点，或者某种多数大众更乐意接受的观点，而是我们能不能按照这个问题本身的事实和逻辑，去进行独立地思考与判断。
而一个好的政治学课程，经常是让同学们在正反两方面的对峙中去理解什么样的观点更有道理，什么样的逻辑更强大。这样的一种课程，其实非常有助于我们培养多元思维，培养批判性思维。这种能力，对我们的一辈子都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思维是因果思维。社会科学的本质，是寻求政治社会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是提供基于因果关系的解释。其实，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不在于提出语出惊人的新观点，而在于严谨地论证一种观点。这个论证，就是寻求事物之间相对比较确定的一种因果联系。
这种思维不仅关乎政治学研究，而且对我们走上社会以后所需的能力来说也是重要的。比如，你毕业后去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你可能的工作是参加一个团队，为上市公司提供战略分析与咨询。那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有价值的咨询分析意见的实质是什么？它其实就是要寻求公司经营背后的相对稳定的因果关系。这里的因果关系是指，在各种技术、政策约束条件（控制变量）下，一个公司采用何种做法（自变量），未来在更大概率上能够取得经营的成功（因变量）。当你告诉别人怎么做的时候，背后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的背后当然就是因果关系。
第三个重要的思维，我把它称为战略思维。和很多学科不一样的是，政治学面对的很多问题都是重大问题。如果读政治史，你就更会发现，政治学常常涉及到在某些重要的历史时刻，身处其中的政治家、政治精英们是如何做选择的。这里的选择，其实就是重大问题上的取舍，就是处理优先次序的问题。商学院关于战略的课程，很大一部分是都是关于如何区分事情的优先次序。而历史地看，战略本身就起源于军事与政治领域，然后再被普遍地运用于其他领域的。既然政治学经常鼓励同学们去学习、研究、思考重大问题，我想，还可以培养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那就是跟战略思考有关的能力。
简单总结一下，我觉得，政治学的专业课程不光对一个把政治学作为自己专业的人是有价值的，而且也应该能够提供给现代社会的一个公民、一个社会人、一个某领域的管理者甚至是领导者，未来他们所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和思维能力。
包刚升
目前，我正在从事的一项我称之为宪法工程学的研究。这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对于新兴民主化国家来说，宪法设计和政治制度选择的不同是否会影响他们的民主转型与治理绩效。这是一项涉及70多个国家、时间跨度为40年时间的大型比较定量研究。我首先需要做描述，然后再推断政治制度变量对转型绩效的影响。目前，这项研究已经接近尾声。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就应该可以出版一部新书，我现在初步确定的题目叫《宪法工程学：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制度与转型绩效》。
从明年开始，我的研究重点将会转移到政治家在民主转型或政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上来。这个问题，我现在已经收集了一些资料，但还没有正式启动这项研究，这大概是我未来几年最重要的研究任务。总体上，政治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是被现有研究低估了。国际上，尽管有人强调政治精英的角色，但这些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最近几年，从俄罗斯到委内瑞拉、再到土耳其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迁，大概都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某些特定的政治人物在某些重要的政治关头发挥着跟他本身这个个体完全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国家十年、二十年的政治演化路径，很可能就是某一位政治家的选择所塑造的。所以，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主要想考察的是，不同的政治家、政治家们的不同信念、选择与博弈，是否会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与政治发展，以及背后的因果机制。
在此基础上，我未来还希望能够构建一个理解政治发展的新框架。这方面，我现在也在做一些初步的工作。大体上说，过去理解政治发展主要还是跟政体有关的，甚至主要是现代化理论，但目前的框架有很多缺陷。我现在越来越认为，理解政治发展需要一个更加整合的理论框架，我初步考虑是要把国家理论和政体理论打通，把经济发展与政治演化打通，把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打通，但到底怎么做？还没有想得太清楚。
要说更久远的将来，我想应该会基于自己在比较政治领域的积累，立足全球经验，来重新考察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从1840年代以来的政治变迁。我希望到时能够为理解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上面这几个事情做下来，估计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我做研究是比较独立的，我选择研究议题也比较独立。我既不想追国内热点，也不想追国际热点，甚至主要不会去问什么样的研究更容易发表。我只研究我认为重要的问题，然后看看能否在这个领域有一些新发现、做一点新贡献。
这样一种研究风格，往小了说，纯属自娱自乐。往大了说，也许很多重要的研究一开始都处于边缘地带，所以，一个学者群体不必担心自己是否处在边缘地带。至于这个边缘地带以后会不会成为中心，一是要看这个领域的学者群体的研究做得怎么样，二是要看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政治大趋势的演化路径。但第二个因素是很难预测的。
今天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成型与繁荣，得益于中国过去几十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中国大致上处在经济发展的上升通道之中。政治学的未来其实也是一样，同样会受到这个社会大趋势的影响。但学者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做好自己的研究。至于别的，就只能交给命运。
本期采编：李佩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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